2 被称“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
【陈垣是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权威。宗教史方面，他有许多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以及道教史、犹太教史、火祆教史、摩尼教史的著作，如《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他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各个分支，开辟了历史学的诸多辅助学科，如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他借写作《通鉴胡注表微》，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他还曾参加或主持清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资料以及《宋会要辑稿》的保管和整理，尤其是在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门日报：他曾遇到过哪些大的难题，是怎样克服的？
曾庆瑛：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他经常会碰到难题，但是他不气馁，没有现成的方法，他就根据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有所创新。如他根据自己和前人从事校勘的经验，总结出著名的“校法四例”，即四种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又比如，在他写作《元也里可温考》的时候，曾参考了《元史译文证补》，但这本书有许多地方记事都是用西历或者回历的年月，他想知道这些西历或者回历的时间相当于中历的什么时间，但苦于没有工具书。为了寻根究底，他下决心编了一部中西回史日历。
江门日报：他的学术理想或者目标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曾庆瑛：他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先生曾对胡适先生说：“汉学正统此时（20世纪20时代）在西京（日本京都）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后来，他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心都是一个，就是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江门日报：陈院士求学、研究的一贯作风是怎样的？
陈智超：他这个人，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不管多难，都会研究下去。
曾庆瑛：他研究作风扎实，严谨，那怕一个字没有根据，他也不会轻易下结论，而是向其他人虚心请教，或者倾尽心力找证据。如他曾因为蒙古史的一个译名不确定，而向陈寅恪先生请教。
江门日报：请谈谈他最重要的一项学术研究的过程。
陈智超：也许在写作《元也里可温考》时受到了启发，陈垣先生在1924年写成了《元西域人华化考》，这部近十万字的专著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全书分儒学篇、佛老篇、文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女学篇，论述了西域人华化的历史。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陈垣先生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经历撰写提纲、收集史料、选用史料、批校史料到汇聚成书再到逐次增订删改的过程。
这本书得到了日本研究东西方关系史的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发表专文加以评价，盛赞他“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蔡元培先生则说，这是一部“石破天惊”之作。
3 74年教学生涯，他专心“种树”
【陈垣从18岁的时候开始教私塾，一直教了74年书。他还在家乡新会篁庄小学教过国文、算学等。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讲授过的课程数十门，课时近万，直接教过的学生上万人。1962年庆祝北师大成立六十周年时，陈垣以《今日》为题赋诗，“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二句，道出了他终身“树人”的心情。】
江门日报：陈院士的教学理念是怎样的？
曾庆瑛：他认为自己要对学生负责，不仅对每一堂课的质量负责，还要不断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他们树立信心，这是他教学的出发点。他很重视基础教育，也注重开设新的课程，如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开设了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两门“姊妹课”。
江门日报：他对学生怎样？
曾庆瑛：他很乐意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与学生分享。比如他强调，写笔记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篇文章。文章要写，但是不急于发表，要不断修改。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告诉学生们“闲时不学临时悔”。但是他也重方法，讲技巧，善于运用比喻等。他的学生陈述曾回忆说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不厌，教不倦，循循诱导，化雨春风”。
江门日报：陈垣先生在“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做得很出色。
陈智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柴德赓是1929年慕陈垣先生之名考入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当时陈先生担任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后来，柴的学识引起了陈先生的注意，同时他发现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于是伸出援手，在重点培养柴德赓的时候，还介绍柴德赓到辅仁附中教书，后又聘请柴德赓到辅仁大学任教。陈先生还将自己的讲稿交给柴德赓去讲课，并且先给柴德赓讲明白。当时的“陈门四学士”就是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余逊、辅仁大学和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启功和周祖谟。而所谓“金童玉女”中的“金童”就是柴德赓，“玉女”就是刘乃和。
后辈学人眼中的陈垣
赵光贤（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求知走“捷径”
原是不得法
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卷八前为经学内容，援庵先生不搞经学，遂从卷八开始）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书来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辞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
那志良（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他曾被学生
叫做“老虎”
我在（陈垣先生创办的平民中学）上二年级时，陈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他不用课本，上课前一天，由教务处油印一篇他指定的古文，不加标点与小注，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便指定一个学生，立起来念，遇有读错的时候，他还指点一下，叫第二个人再读时，再读错了，他便开始批评了。两三个人读过之后，他便指定一个人讲解了，讲不对时，也要挨骂。他这种教法，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背地里都叫他“老虎”。然而当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参加工作后，就能体会到正是陈垣先生的严格要求，让他们得益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