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定要有精神的”
骑在马上的陈灏珠院士，颇显英气。（采访对象提供）
解放初期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的医疗队员合影。照片中后排左三为年轻时的陈灏珠院士。（采访对象提供）
陈灏珠院士1964年与妻儿回乡探亲，与父亲、两个妹妹合影。（采访对象提供）
记者采访陈灏珠院士那天正好是教师节，不少陈灏珠院士的学生上门探访。
收到家乡的特产陈皮，陈灏珠院士十分高兴。
陈灏珠院士给本报题词。
陈灏珠院士出生于香港，14岁就失去了母亲，1941年香港沦陷，随家人辗转回到家乡棠下石头村，再到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市读完高中三年级的课程。中学毕业后随即考上大学，受战火影响，又屡屡随学校逃亡迁徙。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学业，并在医学、科研之路上披荆斩棘，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同时，陈灏珠院士还作为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作为教师培育出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医学新秀。
对于种种磨砺和荣光，陈灏珠院士显得很淡然，只反复强调：“人是一定要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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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求学
【从1941年香港沦陷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灏珠的部分高中和大学时光都与逃亡联系在一起，也是这种特殊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每逢困难之时，他总是鼓励自己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江门日报：听说您年轻求学时曾有过一段为避战火四处逃难的经历，能为我们讲述一下吗？
陈灏珠：我出生于香港，17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进攻香港。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只有一些尼泊尔和加拿大士兵守卫，很快就沦陷了。日本攻占香港后，日军将香港的存米抢走充作军粮，以致香港每天都有居民饿死。到了第二年春天，日军决定大规模清拆九龙城的房屋，扩建启德机场为军用机场，我们家也在其列。虽然补发一些“军票”，但“军票”并无黄金储备，随意印刷，日军投降后成了废纸。我父亲想到，这时香港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不如带着我们一起回老家。穿过了沦陷区和好多重封锁线后才回到棠下，看到家乡的景物和亲朋，恍如隔世。在家乡住了半年后，我来到广东抗战时的省会韶关，在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粤北分校念完高中三年级的课程。
大学我在国立中正医学院读书，从1943年到1946年这段岁月，确实可以用“流亡”来概括。上大一时，学校已从贵州省镇宁县搬迁到江西省永新县了，在永新念了一年书，传言日军可能会进军到永新，我们又搬迁到赣、粤交界的赣州市唐江镇。当时学生和老师都要自己想办法到目的地集合，很是艰难。我记得我从永新到泰和县后，从水路到万安县，再从万安到赣州有一段水流特别急，有许多险滩，其中就有文天祥诗中“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当时南宋已是“山河破碎风飘絮”，我路过惶恐滩时看见水石喧争，又想到国难当头，心里真是感慨万分。
在赣州刚念完大二，日军又追来了，为了躲避日军，学校又得迁到福建省长汀县，上次走水路是过险滩，这次走陆路要越崇山峻岭，山路入云常有雪覆盖，很不好走。半路上我遇到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他在当地搞运输，他帮助我找到一辆由美国驾驶员驾驶开往长汀美国空军基地的卡车，让我搭上这顺风车，才得以顺利到达。到了大学三年级时，日本战败投降了，我们才随学校回到江西南昌市。几年颠沛流离下来，大一刚入学时的100位同学只剩下30多位了。我想，当年学校条件虽然是极为简陋，生活也极为艰辛，但教和学的质量是很高的，在剩下的30多位学生中现在就有3位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八年抗战，从沿海地区流亡到内地的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信念是一致的：通过教好书、读好书，传授好知识、掌握好知识，为民族复兴积蓄力量，努力报效祖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大家才坚持了下来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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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为民 参政为国
【除了名医的身份，陈灏珠还曾担任过全国第七、八、九届政协常委和上海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等政治职务。他坦言，参政议政是他“悬壶济世”理想中“济世”部分的体现。】
江门日报：我知道您除了是一名医生、教授，还在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担任过职务，是什么让您走上参政议政的道路呢？
陈灏珠：“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上海医科大学和中山医院党委的支持下，我被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政协委员，并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与政协的工作。当时，我的太太就很担心我这个一直搞医、教、研业务的人，能不能胜任政协的工作。我是这么想的，医师治愈的是一个个患者的身心疾病，政治家的目标是治愈社会生活存在的顽疾，都是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好。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得大多数人认为莫谈国事是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建立和谐社会需要每一位公民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国分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1988年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后来又出任上海市主任委员和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直到2001年，按规定从民主党派和政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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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科技奖全部捐给家乡
【陈灏珠院士是32位江门籍院士中回乡次数最多和最频繁的院士之一。对于家乡，他有一种深深的眷念。2010年，陈院士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他把5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支持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江门日报：您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不长，但现在却几乎每年都回家乡，有什么原因吗？您对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有何建议？
陈灏珠：虽然我只在家乡生活过最长只有半年时间，但和家乡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一方面父母都葬在家乡，另一方面在家乡还有祖屋和亲人。每年4月份，在广州会举行一次心血管病的学术会议，主办方都会邀请我参加，我也会趁这次机会回家乡祭祖，并见见家乡的父老乡亲。这几年回乡感觉棠下的变化很大，过去到处是农田，现在已经是城市的样子了。
今年4月份回乡还有一个目的，2010年我获得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得到50万元奖金，我希望把这些钱捐给家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次回去也是为了落实这件事。除了这50万元，加上蓬江区、棠下镇支持的部分资金，在石头村兴建一座卫生服务中心。这次回乡能办成这件事，我很高兴，也了却我的一桩心事。
据我了解，江门市中心医院等几家大医院发展得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五邑中医院，很有特点，在发展中医方面做得很好，同时也发展现代医学，这在全国来说还比较少，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江门的医院要走跟一般大城市医院不同的道路，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全部科室平衡用力发展，如果能形成一个或几个自己的特色科室，真正做出名气来，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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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医患双方要互相包容
【对于时下人们常说的医患关系紧张、“看病难”，陈灏珠院士认为医患双方都有难处，要解决医患关系，医生、病人双方的工作都要做，大家都要讲文明，媒体的报道也要公允、客观。】
江门日报：现在常说医患关系紧张，又常说“看病难”，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陈灏珠：现在的医患关系跟过去很不一样，其实医患双方都有难处。医生方面，还是要继续发挥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好的信念。过去我们当医生每天过的是如履薄冰的日子，有时一天门诊看下来，回到家里还在想今天看过的病人处理得是否妥当。希望现在年轻的医生也要坚持这种精神和信念。此外，有些时候，医生的诊疗操作没有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跟病人做好解释，一句话就惹人反感了，因此要注意加强与病人的沟通，改善对病人的态度。
从病人方面来说，过去对医生是比较尊重的，也没有说要挑捡医生看病的，更不用说搞什么“职业医闹”了。因此我觉得要解决医患关系，医生、病人双方的工作都要做，大家都要讲文明，媒体的报道也要公允、客观。这些年医疗纠纷中被打被杀的是医生，说明医生其实是弱势群体。在国外很少发生“医闹”、打医护人员的事，医疗事故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过我也想，有些问题不能全怪病人，因为现在病人的需求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了。关键是我们的医改工作要跟上，并取得成功。
所谓在中国“看病难”，这其实是误解。去过西方国家看过病的人，如果他肯讲实话，那么他就会告诉你，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看病远远要比中国“难”。以前有位卫生官员讲过这个观点，结果被很多人批评，他有没有讲实话？他是讲了实话。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在国内，无论在哪一家医院，去了很快就可以做。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医保条件比较好、福利待遇较高的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等，如果要做一次心电图检查、看急诊要等四五个钟头，看普通的门诊，说不定要被约到两个星期之后才能做。比较起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要好多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说“看病难”呢，其实是看专家难。拿上海来说，上海的儿科专科医院有三家，医生忙得不得了，但是普通医院的儿科很少有人去看，即使这个医院是很有名的。生了病大家都要去看专科医生，这是我们国家的医疗现状，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所以认为“看病难”。那么在西方国家看专家要等多少时间呢？看专家不能直接去看，要由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转诊，然后预约好再去看病，常常要1~2个月，当然不同专科的医生等待的时间并不一样。中国的医生很累，一个上午给几十个病人看病是很常见的，医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病情。医患双方之间，要互相包容才好。
家乡人谈陈灏珠
陈念本
（石头村党支部书记）：
他非常关心
家乡的发展
陈灏珠院士每年都会回石头村，除了拜祭父母，还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建设。他成就那么大，但是为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不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说话也很随和。为了落实把上海市科技功臣奖50万元奖金捐给家乡一事，陈院士连续两年回乡都和我们谈，一开始想把钱用来建学校，后来考虑到教育“创强”、整合教育资源的实际，最后决定用于在石头村兴建一座卫生服务中心。他还多次向乡亲们表示，会继续支持家乡各方面事业发展。
每年陈院士回来，家乡人招待他吃顿便饭，虽然菜肴简单，但看到是用产自家乡的材料烹调的，他就十分高兴，还连赞有“家乡味”，足见他对家乡的感情是多么浓烈。作为陈院士的同乡，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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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病人来信装订成册
陈灏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这个职业是苦中作乐。”在他家中按年份装订成册的往来通信中，有家人、朋友、学生、同事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病人的来信。
一位病人的家属在信中写到：“陈主任：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们吗？我的妹妹××，20多年前她住在中山医院××病房，患的怪病一直诊断不明，由林医生和您主治。没想到她那时7次病危，如今还活着，而且还参加了工作，并且受聘于香港××贸易公司任副总经理。我写这封信给您，一来感谢您当年对小妹的悉心治疗，也与您通个近况，您一定会为她高兴……”
陈灏珠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有什么比读到这一封封感人至深的来信，看到、听到自己诊治的病人康复更令人高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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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会办成
学术研讨会
多年来，陈灏珠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心脏病的医疗、教学、科研方面做了许多贡献，赢得大家的尊重。复旦大学领导一直筹划着要为他庆祝80大寿。2004年夏，学校领导在征询陈灏珠意见时，他说：“我的生日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上海习惯过虚岁生日，去年我的家人已经为我过了。搞庆典，吃饭2个小时、看节目3个小时，太奢侈太浪费了。”
后来，复旦大学领导遵从他的意见，决定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大家交流、分享最新的工作成绩和学术成果，互相切磋提高。陈灏珠看到自己学生们的报告和发言，无比欣慰地说：“那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