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滋与儿子和太太在加拿大露易斯湖。 （翻拍）
陈新滋爱好广泛，业余时间会练书法、跑步等。
陈新滋与同事在洛基山滑雪， 中立者为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诺斯博士。 （翻拍）
业余时间，陈新滋经常参加群众性体育活动。图为陈新滋带领香港浸会大学师生参加马拉松比赛。（翻拍）
陈新滋幼年随父母离开台山，在广州度过青涩年代，最后辗转定居香港。2010年10月30日，在中联办和台山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刚就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的陈新滋，在阔别家乡44年后，重新踏上故土。
陈新滋回到家乡的第一站，就是台山市文海中学（文海书院）——父辈曾经求学的地方。随后，陈新滋回到他曾魂牵梦萦的老家。在家乡汶村东阳，乡亲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共叙乡情之际，乡亲们不断指出他离家前的各种事物，使他一度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陈新滋说：“几十年后，再次看到亲人，看到老家，过去的零星回忆都清晰起来。感觉特别亲切，特别高兴。”
其实，早在回台山之前，陈新滋便来过几次江门了。他一直关心江门的发展，特别是对侨文化兴趣颇高。当然，作为一名香港的大学校长，他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教育。采访时，他表达出与五邑大学合作办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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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背下了5000多个英语单词
【16岁前，陈新滋在广州念完了初中的所有课程，后又辗转到香港。不服输的他硬是在半年内背下了5000多个英语单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所著名高中的插班生。两年后更在全港约一万名中五毕业生的会考中考取第一名。】
江门日报：两年前您回到家乡台山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新滋：44年后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的。对于家乡的印象仅停留在孩童时的记忆，因此并不深刻。当年我回乡访问五邑大学及汶村，多亏中联办和台山市政府促成。
江门日报：您4岁离开汶村去广州读书，16岁又到了香港。经历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吧？
陈新滋：对，这些特殊的经历也让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因为我小时候家很穷，全中国的人都很穷；而且，那时不止是穷，还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现在回想当时中国的情形，我就觉得内地现在的确是进步很多，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和奉献的地方。
江门日报：您到香港后遇到了哪些困难？
陈新滋：最大困难在于升学。按正常情况来讲，我在广州读完初中就能上香港的高中了。但那时候香港的学校要求的英语水平很高，要想在香港念书，首先得解决语言难题。此外，当时的香港高中学位有限，好的学校的插班生名额只有几个，却有几百个人去争。因此，我只有在入学考试中考出特别好的成绩，才有继续升学的机会。
当时的我，连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妹妹的英文课本都看不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我算了一下，一个人要达到可以看英文报纸的水平，至少要懂得5000个单词。假如我一天可以学50个，那100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很难，刚开始几天学习50个单词可能很容易，但到了一定程度，量多了以后，前面的就会忘记。于是，我只能不断地重复并坚持背记新单词，忘记了再补。这样不断循环下来。
所以到考插班生时，我英文考得非常好，成了学校招收的几个插班生之一。上了高一后，我发现自己的英语比同班大部分同学还要好，这是刚开始学记生字时不能想像的。后来，参加香港中五毕业会考，我考了全港第一名，英语也是A级。所以，学习最重要的是勤奋。
江门日报：在年轻时期的求学过程中，你与普通的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您能达到这样一个学术或管理上的高度？
陈新滋：我觉得自己比较认真。我上大一时，老师很喜欢我，便把我带到了他的实验室，所以我大一就开始做研究——不是做普通的重复别人的研究，而是做创新的研究。较早接触第一线的研究，对我的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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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要上升到“中国创造”
【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陈新滋经过在美国工业界十多年的研究历练，于1993年回港后，曾先后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2010年7月，陈新滋应聘成为香港浸会大学第四任校长。上任后，他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理念贯穿在治校中，他希望学生们学会有创意地思考，不要单纯追求Made in China，而要努力成为Created in China！长期往来于内地与香港高校之间的他，对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
江门日报：您曾在内地、香港和美国等多种教育环境下学习或任职，您怎样评价内地的教育制度？
陈新滋：虽然目前内地教育的确有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把整个教育的功劳抹杀了。在海外，有成就的中国人非常多，他们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都是在内地接受的教育。出国以后他们有的变得很有成就，这不可能是突变的——肯定是他年轻时读书的基础带动了他。所以，我们不能绝对地说美国或香港的教育制度怎么好，内地怎么不好，这是不科学的。
当然，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也是不太合理的。课堂上，老师应多引导学生如何思考，让他们对提出的问题畅所欲言；而灌输，只会让学生越来越呆板。当学生学会有创意地思考，“中国制造”才有希望上升到“中国创造”的高度。其实，内地的年轻人读书很认真，也够勤奋，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再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进步得更快。
我觉得年轻人要用功读书，但读完书后也可以踢球、下棋，放松一下；总之，他们喜欢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只要不懒惰就可以了。但是，家长和老师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孩子没有喘气的机会，这就不对了。
江门日报：按您说的那样，孩子会轻松一点，但很多家长害怕孩子放松后会耽误学习。
陈新滋：这是一个误区。一天读16小时书的人，不一定比别人读8个小时更厉害。孩子超过一定的学习时间以后，就会达到饱和，多余的知识根本就吸收不了，这时就要放松一下。所以，不要把孩子逼得没路走；其实，让孩子们快乐地读书并不难做到。
还有，学习成果并不是用学习时间来衡量的。就像世界上打仗很厉害的那些将军，他做一个决定之前，不会一直埋头想作战。他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可以说成竹在胸，所以还有心情去休息一下。外国一些有成就的总统做大决定之前，可能要去打一场高尔夫。运动后人会更放松，所做的决定就不容易错。
江门日报：内地高考是分文理科考试的，因此很多学生早早地便选定自己喜欢的科目，偏科现象便应运而生。您怎么看？
陈新滋：我觉得高中以前，学生应该广泛涉猎，什么科目都应该认真地学习。进了大学选定专业后，则应集中精力去挑战世界上专门领域的新知识。
我了解到，大部分学问很好的人，通识课程都学得不错。我跟外国人聊天，他们对哲学问题都很懂，对音乐、美术等也能加以评论，或有独到见解。假如你在高中或更早前就放弃文科或理科，没有这个文化基础，对个人的发展肯定不利。即使这样的人将来成为很伟大的科学家，他也会因文化的欠缺，难以进行最后的冲刺。
不过，孩子不喜欢的东西不能强迫他学。假如孩子从小就只喜欢一样东西，那也没关系，让他往这方面发展好了。但是，大部分孩子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此时，教育工作者就必须引导他们多学不同的知识，让他们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喜欢，就会拼命地学，也就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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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虑与五邑大学的合作
【陈新滋在促进香港与内地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主持下，香港六所高校与内地10多所高校、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共同组建成立了一个开放性实验室——香港“手性科技开放实验室”；此外，他们还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门日报：我们了解到，浸会大学和内地多所高校都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您也促成了多家开放实验室在深圳、常熟等城市的落户。
陈新滋：对，因为跟内地的合作非常重要，增加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交流，本身就有一个互补的好处。
香港有很多很有本领的学术带头人，但他们手下很少研究生，有点像大将军手下没有兵；内地有很多好兵，但目前大将军仍然不足。内地现在的研究生数目比香港多很多，有的导师甚至带20几个研究生，但香港的导师，平均只有一个研究生可带。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浪费了学生资源，也浪费了教师资源。两方合作后，这个力量就自然会显现出来。所以，我希望香港和内地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多多益善。
江门日报：将来，浸会大学跟江门的教育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陈新滋：有的。我也希望跟五邑大学多联系，看看我们学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五邑大学一起做。
五邑大学离香港很近，而且在我的家乡，所以，我会更鼓励浸会大学的老师跟五邑大学合作。合作要有个基础，假如没有实际性需要合作的东西，那也没多大意义；不过，这个契合点是可以找到的。
江门日报：您一直在提倡“港校北上”，我们当然希望您的北上计划包含江门。
陈新滋：我也这么希望。所以浸会大学试图跟当地教育界建立起合作通道，将来也会带一些老师到江门，看有没有可以合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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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应在努力工作之后
【陈新滋一直关心江门的发展，特别是对家乡侨文化的兴趣颇高。他认为，城市的发展不应一蹴而就，在发展的同时还应保护好环境。江门应充分挖掘和发扬侨乡敢闯、敢拼的精神。】
江门日报：记得当年您参加过江门的教授咨询会，虽然现在过了段时间，但我们相信，您当时在现场会有些感触，尤其是对江门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些初步的想法。对此，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陈新滋：其实中国每一座城市的发展，放到全世界去看，都算是很快的。跟美国的大部分城市比，江门的发展肯定是更快的。
江门日报：您觉得这种急迫的发展心理理性吗？
陈新滋：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发展一定要有规划，而且要保证不影响到环保和人民生活，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江门日报：您几次回江门，整体印象如何？
陈新滋：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应是10多年前了，跟我最近一次回去看到的比较，江门进步了很多。比如空气质量，第一次去时天空是灰蒙蒙的；现在则好多了。有钱买不到空气，所以空气一定要好。
江门日报：江门现在主打的几大支柱产业，包括传统的摩托车制造业、新兴的LED绿色光源产业和核电装备产业，可以说是江门经济来源主要的几个方面。对于这样的产业结构您有何建议？
陈新滋：香港早在几十年前就脱离了工业发展阶段，所以跟江门的发展很难类比。LED这一块将来还是比较有前途的；但其实，不完全是LED，整个发光材料行业，在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如何节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江门以后的发展，还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江门日报：您知道江门是中国的第一侨乡，等着出国的人不少。另一方面，一些人对海外汇款的依赖较重。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陈新滋：出国是有益的，其目的是多学习别人的东西，而不是因为那边生活比较好。
当然，不劳而获是绝对不行的，海外华侨不应纵容这一点。华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勇于拼搏，他们身上有一种敢闯、敢拼的精神，是这种精神使得现今大部分国家的华侨过上了较为体面和富足的生活。
江门日报：现在有些人认为江门人很容易知足，积极打拼的人，更多地来自外地。
陈新滋：这种状态很危险，这是东南亚国家的翻版。以前，华侨出国时大多很穷，也没有读过书；但是，为什么他们出去后就成功了？因为他们很努力，而当地人却相对来说不够努力，容易停滞于很容易获得的基本生活需要上。
作为中国第一侨乡，江门人不该满足于现状，而应发扬华侨敢闯敢拼的精神；反之，那就是江门没落的开始了。
江门日报：江门的这种悠闲，难道不是增加了市民幸福指数？
陈新滋：悠闲是应该的，但问题是要在努力工作以后再悠闲，不能不工作就悠闲。对比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来看这个问题，答案就很清楚。他们的天然资源非常好，但大部份当地人相比于中国，或相比于起初一无所有被“卖猪仔”的华侨而言，就相对落后了。为什么中国人到南洋以后，很快就能蓄积起财富？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比较勤奋，就算做了老板，仍然比员工还勤奋。
陈济凝注：
据沙栏人李奕楫编写的《海宴乡土史》，陈新滋的曾祖父陈中创，是晚清秀才，曾任新宁保良局专员，与海宴都（今台山海宴、汶村、深井、北陡、川岛等镇）的民团总领；其伯父陈君祝，是于广州警官学校毕业，民国时期曾任海宴都警察局的局长，抗战时期为游击队的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