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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学贯中西、才华充溢、著述等身、个性张扬、儒雅风流、大气磅礴……世纪之交的学界大师，让人仰之弥高。和父亲陈垣那一代的大学者不同，陈乐素这一代学人往往没有那么响亮的名字。他们同样热血赤诚，同样学识渊博，同样勤勉谦和，同样大家风范，只不过，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更加局促，他们的成就和个性也就不那么鲜明。穿上时代给他的精神和物质“紧身衣”，出身名门的陈乐素活得正如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安贫乐素。他代表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热血、内敛，开明、规矩，进取、顺从。
不管是在治学还是生活上，他都是一个极朴素的人。研究宋史，是他29岁就为自己确定的道路，一走57年，直至88岁生命结束。他的人生很简单，一生只做一件事，每天重复地努力着。他的人生也很复杂，3万多个日日夜夜被各种情愿不情愿的事务填满，要读懂他的个人史，需要很多注解。他的人生没有那么传奇，但是颠沛流离。从故乡广东新会石头乡出发，他不停地从一地到另一地，寻一个安安静静做学问的所在。最后，他落脚于暨南大学。先生离世后，夫人常绍温教授含泪写下挽联：“高寿近九秩，缣缃黄卷，心寄德操文章。正早夜沉潜史笔，焉知岁华不与！”
爱国者的担当
以宋史唤起国人之觉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一个29岁的青年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占领沈阳的消息，悲愤交加，潸然泪下。
他的名字叫陈乐素，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史学泰斗”陈垣先生的长子。他对日本并不陌生。16岁时，父亲就让陈乐素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4年来，除上课外，他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去图书馆帮父亲收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二是一有空就去听日本著名学者的学术讲座。他发现，有些研究中国和东亚的日本学者，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做调查、造舆论。他对这种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很警惕。最后，他没能毕业，和当时不少留洋学生一样以“肄业生”的身份归国。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认真学习或者拒绝日本的学位，而是有太多历史资料要抄录，舍不得花时间去做政治经济学的论文。
回国几年之后，他被聘为上海《日本研究》杂志社主编，打算系统地研究中日交流的历史。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既然学术研究是一个知识分子仅有的武器，他要让自己的武器更锐利，好刺中统治者和一部分同胞麻木的神经。当时的国难恰似历史上的两宋时期，于是他决心攻治宋史，在宋金关系中寻找历史教训，以唤起国人之觉醒，抗日救亡。
两年多后，陈乐素在《辅仁学志》上发表了长达4万字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这篇文章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宋徽宗这么一个昏君都想要收复燕云，而“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抵抗，连宋徽宗都不如。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乐素就将宋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直到逝世，长达57年。
成为大学教授之后，他一直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陈先生本人是追求进步的，在浙大也是进步教授。陈先生的家是进步学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的学生、暨南大学教授张其凡认为，陈乐素这一生始终是跟爱国、进步、责任这些词连在一起的。解放以前，军警宪特不能进学校，逃不出去的进步学生就躲到陈乐素家里。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浙大三个军管代表，他是其中的教师代表。张其昀先生是浙大史地系主任，他跟随蒋介石赴台时，到处给陈乐素送机票，但陈坚决不走。”
在纯粹做学问之外，陈乐素还有很多别的工作。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提议，把陈乐素从浙江调到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编中小学教科书。陈乐素和很多专家一起，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兴起编修地方志的浪潮。陈乐素被聘去广东省修地方志。据说，编委会会议他有请必到，逢到必认真地提出建议。
他在1987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自己已经85岁了，毕竟精力不如前了，现在要集中力量完成《宋史艺文志考证》。这部写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因着文革的兵荒马乱，因着各种事务缠身，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完成。之后还是他的儿子、历史学家陈智超完成了他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