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者的勤勉
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
由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陈垣享誉学界、教育界，陈乐素从小耳渲目染，也得以与不少名家大师有过接触。平民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称赞陈乐素“好学深思”。胡适先生也称赞他：“家学渊源，长于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了不起！”
陈乐素自幼好学。他7岁时读《三国演义》，陈垣见了很高兴，教他在看书的同时，把这部书中每一回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这是他最早学习到的治史方法。在北京上学时，父亲也让陈乐素帮他抄写历史资料，培养他对历史的兴趣。从日本回国后，21岁的陈乐素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授语文和历史课。教课之余，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典籍。恰好家中有一部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于是，他的阅读从《二十四史》开始。几年下来，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做了很多笔记、摘录，历史知识也大大丰富。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期间，他也忙着搜集史料，进行写作，正式开始他的历史研究生涯。对他的名作《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会编〉考》，著名学者姚从吾、牟润孙等人曾大加称赞，并列为治宋史者应详读之书。
1942年对于陈乐素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当时，浙大欲聘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但他已经答应了西南联大的聘请，于是把陈乐素推荐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他适合接替我”。从此他踏入大学讲坛，把教学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他40岁。也正是这一年，他突然决定戒烟，到去世都没再抽过。
在浙大史学系教授中，他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陈乐素夜半三更在油灯下苦读苦写的情景，令浙大不少人记忆深刻。十年浩劫，父亲陈垣年事已高，有周总理的“免死金牌”护身，在家静养。陈乐素却跟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荒诞和残酷。1969年他去郊区劳动，一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门，还没回到家，造反派就把他扣押了，要他招认自己是特务。后来才知道，他在浙大史地系的一个老同事屈打成招，说自己是特务，浙大教授会是特务组织。陈乐素也是教授会的成员，也就成了特务。于是，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之后，陈乐素被强迫退休，在杭州郊区落户。他趁此机会继续进行历史研究，整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旧稿。同时，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进行研究。为此，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西湖边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摘录资料。
陈乐素80岁生日，又值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60周年，暨南大学隆重集会庆祝。他还充满豪情地表示，还要努力工作15年。一直到1988年，他已86岁高龄，有一篇介绍陈乐素的短文写道：几乎与世纪同龄的陈乐素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思维清晰，每日仍工作八个小时以上。
■学人名片
陈乐素（1902-1990），著名历史学家，我国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陈垣的长子，广东省新会石头乡人。原名博，工作以后自己改名叫乐素。1918年赴日留学，在东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23年归国，在广州南武等中学任教，1926年大革命期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宣传员。1928年返上海，开始研究历史，在其主编的《日本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古代中日交往史的《魏志倭人传研究》，受到史界好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乐素改为研究宋史，发表了《三朝北盟会编考》和《徐梦莘考》，“以古喻今”，隐含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谴责。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教。曾主持《皇明四朝成仁录》的汇编和校订工作，继续研究历史。1942年香港沦陷，入贵州遵义，应聘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战争期间，热情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既指导研究生，又参与该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的宋史部分的编写。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辗转回到杭州，继续编著《宋史艺文志考证》。打倒“四人帮”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后调任广东暨南大学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任委员。1990年7月20日，陈乐素与世长辞，享年88岁。
著作有《求是集》（一、二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庵史学论著选》等。
教育者的原则
帮忙推荐文章，你甭找他谈
大丈夫的胆识
扮作难民给陈寅恪送大米
“父亲这人特别镇定从容，这是我直接看到的。”陈智超今年已经79岁，那些遥远的童年往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很多都是父亲胆识过人的形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沦陷，陈乐素携家带口，辗转到了香港。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国文和历史。4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在几个地方发动袭击，其中一个就是香港。不久，英国把在九龙的所有军队都撤回香港岛。英军已撤、日军未至这三天，是香港历史上很重要的三天。在这个真空时期，地痞流氓活跃起来，打家劫舍毫无顾忌。劫匪上门，陈乐素故意放了些钱在显眼的地方，还故意与劫匪攀谈。对方不好太张狂，抢劫草草收场。他们走的时候还在楼道放了一小袋米作暗号，后来再也没有流氓来抢。
当时陈寅恪先生和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九龙。他从昆明来度假，遇上战乱，困在城内。陈寅恪身体不好，家里配给的米不够吃，女儿们害怕日军又不敢出门。陈乐素知道后，带着儿子智超给陈先生送了一袋米。为什么还有米？因为上次地痞流氓走得比较匆忙，阁楼藏的一大袋米没搜走。祖父交代过，陈寅恪先生在香港，要多关心照顾。
后来陈寅恪先生的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有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描述：“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这段往事，同样在智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的食物紧缺到什么地步？有人竟把马粪里没消化的粮食挑出来吃。而且我们出去确实非常冒险，日本人经常突然宣布戒严，一戒严谁也不能走。陈寅恪他们住在弥敦道，离日本兵很近，只能绕道而行。”
后来陈乐素一家离开香港，前往贵州遵义，途中也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陈智超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没有找到正规旅店，就在一个棺材铺里面过夜。“还有一天要过一条河，这条河的桥被破坏，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坐轿子，就在上游水浅一点的地方涉水过去。父亲却从残缺不全的很窄的桥面走过去，拿着伞当平衡器。那两个轿夫也想跟着过去，结果没走多远就吓得发抖，又退回来了。”在儿子心目中，陈乐素就是这样一个胆子很大、遇险不惊的人。
陈乐素有5个孩子。他是一位外严内慈的典型“中国式父亲”。陈智超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北大历史系，成了他们家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父亲很高兴，但没有像祖父陈垣一样夸他。
作为一个老师，陈乐素对待学生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业上严格，生活中亲切。抗战时期，陈乐素一家在遵义过得非常清苦，4个孩子都辍学在家。那时在遵义还有一所国民党步兵学校，也找一些大学教师去教文化课、外语课。有些教授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就去兼课了，陈乐素却认为，教书就要把书教好。他妻子洪美英带着孩子把家里能卖的衣服都拿出来，卸下门板扛到马路边摆摊叫卖。换来的钱买点五花肉给孩子补充点营养。这个时候，陈乐素就会把生活困难的学生叫来一起吃，哪怕每人就吃一块肉。很多学生多年以后成了大学教授，还记得当年陈老师陈师母的“营养菜”。
学业上，陈乐素从不姑息，在浙大时，有个学生是广东人，看到老师很亲切，不好好学习写论文，整天缠着他，希望他看在同乡的情分上能够让自己通过。对于这样的学生，陈乐素决不通融。
他也从来不给学生讲情，比如发文章、评职称，从来不帮学生推荐。以陈乐素当时在学术界的声望来说，他推荐的文章肯定能发。但是，“我先生他绝对不干这种事。他儿子陈智超的文章他也不帮忙，从来不推荐，你也甭找他谈。”张其凡说，提职称的时候，弟子徐规1963年耽搁了评职称，那是文革前最后一次评，后来一直到1978年、1980年都还没评。徐规学术能力很好，只要先生一句话就很好办，但是他一个字都没说。“就好像我评职称的事情，他也从来没帮我讲过。他生前我都没评到教授。现在回想起来，即便他的文章发在他父亲所在的学校的刊物上，也是靠他自己的实力的。”
1990年7月19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四。88岁的陈乐素先生几天前出院后，身体一天好似一天。那天晚上，他颇有兴致地跟几个学生打起桥牌。虽因患肺部感染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但看他的神采，大家都以为他挺过来了。“我累了，回家冲个凉睡觉。”他放下纸牌，独自回到家中。第二天早上，家人见他面容安详，以为尚在熟睡，没想到一探鼻息，已然仙去。
（本专题文章参考了张其凡《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岭南三杰”》。并感谢陈乐素之子、历史学家陈智超先生百忙之中接受本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