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 是有关广东新会陈氏一门三史家的传记性文字。陈垣、陈乐素、陈智超三代皆为我国著名史学家。该书分别叙述了三位人物的经历、交往、学术贡献与家庭生活，对深入了解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的大部分图片均为作者私藏，少为世人所见，弥足珍贵。
陈垣与北京图书馆
要谈祖父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梁启超和我祖父是新会小同乡，两人家乡的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年龄相差7岁。两人都曾两度担任京师图书馆的馆长或主持北图的工作。祖父担任馆长和主持北图工作的时间是1922年的1月至6月，1928年的8月至1929年2月。每任都是半年。
祖父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并不是从1922年初他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时开始的，而是在此前七年的1915年。1913年他因当选众议员到北京定居，两年之后的1915年，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藏北京的京师图书馆方家胡同新址。祖父在少年时代就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在有机会能阅读过去只见提要的这部大丛书，真是梦想成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研读《四库全书》的过程。
祖父阅读《四库全书》很有特点：第一，阅读与调查研究并重。在阅读《四库全书》的同时，他广泛收集材料，包括《四库全书》中的乾隆御制诗集、文集，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四库全书》编纂的经过。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他还费大力气编了《四库全书》的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第二是他的坚持性。他初到北京时租住在北京城西南角的象来街，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京师图书馆所在的方家胡同在城的东北角，而现在北京市中心的故宫附近一大片范围当时还是皇城禁地，禁止老百姓通行，因此祖父从住处到京师图书馆要绕很长的路。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速度很慢的骡车。祖父为了看《四库全书》，早出晚归，要在开馆时赶到，闭馆时才回，每次要带干粮作午餐，如此坚持十年。这里还要澄清两个事实。有人说祖父在10年中天天到馆阅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还有许多公私事务。有人说他在10年中把 《四库全书》全都读完，这也太夸大了。即使10年间的全部时间都读 《四库全书》，也不可能读完，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在外面已有刻本。祖父只是重点阅读那些与他研究的问题有关而外间没有刻本的书。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计划从庚子赔款里面拿出一部分用来影印《四库全书》。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必须先知道全书共有多少页，才能决定如果要印若干部，要用多少纸张，用多少人力、物力。这个调查必须准确无误。由谁来主持这个工作呢？大家一致认为陈垣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这之前对《四库全书》做过深入的研究。
祖父接手这项工作以后，找了6名助手，连同自己组成了一个7人的工作班子。助手中的王若璧，字冷斋，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建国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准确地完成这次调查工作，祖父事先制订了周密的检查简章：“以一人总其成，并编造检查底簿，一人任书算，四人任检查，一人任传递。”检查的四人，两人一组，分别检查单架和双架，然后互换复校。“总其成者”自然是祖父自己。他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事先要准备好检查底簿，将第二天要检查的书架的书名、卷数、册数写好，以便检查人员将页数填入。每天检查完毕，回家还要核实总数。这工作自1920年五月开始，至八月完成，整整作了3个月。后来时局变化，《四库全书》影印未能实现，但祖父根据这次检查文津阁 《四库全书》的结果，编纂成《四库全书考异》一书，对了解和研究《四库全书》 很有帮助。举两个普通的例子。如果要问文津阁《四库全书》一共有多少字，大概是769809600字，即七亿七千万字左右。如果要了解《四库全书》中哪三部是分量最大的书，应该是：第一，《佩文韵府》，康熙时修的分韵编排的辞书，大约942万字；第二，《册府元龟》，宋真宗时修的类书，大约916万字；第三，《普济方》，这是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汇编古今方剂而成的医书，约792万字。还要补充一点，这些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实实在在的字数。
1928年6月，张作霖奉军撤出北京，北伐军随后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京师图书馆自然也要改名。同时，国民政府决定京师图书馆改名北平图书馆，由新成立的大学院领导。院长蔡元培委托陈垣、马裕藻、马衡、陈懋治、黄世晖五人为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共推陈垣为总负责人。筹备委员会所作的最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将北平图书馆迁至地位适中、交通方便的中南海公园中海居仁堂。居仁堂是1900年慈禧回京后命建的两层西式建筑，为清朝宴请、接待外宾之处（现已不存）。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1929年1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举行开馆典礼，由祖父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迁馆经过，以及馆藏善本、敦煌写经以及《四库全书》的情况。
陈垣与故宫博物院
1924年10月，直系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次月，驱逐溥仪出宫，并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
怎样保护故宫的财产和处理一切善后事宜？当时就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国务院聘任蔡元培、陈垣、沈兼士等十人为委员，李煜灜为委员长，李是同盟会元老，曾主持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大家看了《鲁迅全集》就知道，李煜灜那时经常离开北京。他走了怎么办？就请我祖父代理他当常务委员并代行会长职务，所以祖父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这从现存的李煜瀛1924年12月给祖父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善委会还约宝熙、罗振玉等五人作为清室代表参加，但他们经常抵制善委会的活动。
溥仪出宫后不到20天，皖系段祺瑞临时执政上台。善委会12月20日开第一次会议，决定23日开始点查宫中文物，准备在明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接待观众。
故宫博物院即将开幕，决定先成立故宫董事会和理事会，祖父、沈兼士等九人被推举为理事。善委会积极筹备了10多个月，博物院终于按预定日期开幕了。当天北京城里，万人空巷，涌进故宫参观，盛况空前。
在点查宫中文物工作中，祖父发现了《四库全书荟要》。原来他在研究《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了解到乾隆下令修 《四库全书》时，已经快70岁，恐怕不能亲眼看到《全书》的完成，所以命《全书》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从《全书》 中精选一部分先行缮写，名为《四库全书荟要》。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十五年（1780年），两部《荟要》先后编成，每部11266册。一部藏于宫内摛藻堂，一部藏于圆明园的味腴书室。圆明园的一部，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只剩宫中的一部。祖父参加善委会的工作，才有机会进入故宫。1925年4月，他首先在御花园东北角堆秀山东侧找到了摛藻堂，这时已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又经过几天的清扫，终于发现了倚墙而立的 《荟要》书架和书函。祖父欣喜异常，特别在摛藻堂前摄影留念并题词。这部《四库全书荟要》现在台湾。
祖父在故宫期间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抢救、保存和利用雍正至清末200年间的军机处档案。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藏在集灵囿，无人管理。1926年1月，祖父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给他的旧识、当时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这封信援古证今，阐述了将档案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让学生单士元（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带着这封信交给负责管理这批档案的朱师辙。朱读后击节称赏，这批档案当即顺利移交故宫并得到妥善保存，现在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要馆藏。在以后的几年中，祖父主持的故宫图书馆文献部陆续出版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等一系列档案，成绩显著。
1926年3月底，冯玉祥国民军失利，段祺瑞出走，北京一时没有政府。故宫原由国民军驻守，现在只得请内务部的警卫队接防。理事会决定由理事陈垣为代表，办理驻防交接手续，定于4月5日开交接的会。不想就在开会的前一天（4月4日），奉军轰炸北京，并在故宫南三所门外投炸弹一颗。但次日交接会仍照旧举行。在会上，陈垣发言强调，说明军队换防只是为保卫，不是接管故宫。
1926年6月，杜锡珪在北京组织新内阁，新内阁在“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另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准备来“保管”故宫。保管委员会由清朝遗老及新内阁人员组成，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
8月3日，赵、孙以正副委员长名义宴请故宫理事会，拟谈判接管事宜。理事会决定由陈垣、俞星枢等四人出席。会上祖父代表善委会发言：“如果你们要接管故宫，必需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才能交接。必需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之前，仍用旧封，由旧会负责；点完之后，移交新会换封，由新会负责。”他并严肃提出：“接管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最后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比如交给人家一箱物品，不清楚箱里都放的什么，则无法交，对方也无法接。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由接收方面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此后无论建筑、珍宝、文物、图书，如有损失，都与旧委员会全无关系。这是我们全体人员的意见，请你们考虑。”这其实是祖父他们的缓兵计，因为真要点交，要拖很长时间。但因为说得在理，赵、孙二人听了无言以对，只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后再回答吧！”赵、孙二人回去汇报、请示，要立即接管。不想杜锡珪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立移交、接收两委员会，把赵、孙二人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