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比谁都爱这个国家”
陈焕镛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战火纷飞的年代注定他的研究和个人命运多舛。
翻阅1947年陈焕镛写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梅尔教授的信，信中充满了疲惫、沮丧和茫然。那时候，他苦心采集的标本被烧了两次，为保存标本免遭战火所毁耗尽财力、殚精竭虑，反被构陷“文化汉奸”。其中有个细节：广州沦陷的时候，日本人的战车就在研究所门前碾过。为了死守研究所，陈焕镛对即将遣散的员工说，“必要的时候与研究所共存亡！”炮火不能让他退却，但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让他觉得无比沮丧。
1949年，陈焕镛专门从香港飞到桂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陈焕镛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规划华南植物园，培养植物分类学人才，组织植物采集队奔赴各地采集植物，最后为了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陈焕镛调到了北京。
陈都在北京出生。她还记得在北京，一家住在中关村大院里，二楼是钱三强住，楼下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家。“整一栋楼一梯六户住的都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家里的客厅是枣红色的柚木地板，爸爸把客厅布置得非常雅致。”陈都回忆。虽然埋头研究植物，但是陈焕镛一直很喜欢山水画，在北京的时候经常逛琉璃厂，亦收藏了很多名家山水画。
“文革”时，陈焕镛被当做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这么难的时候，我从没听见他抱怨什么或者说后悔了，他真的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他一辈子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陈都说。
三年饥荒的时候以及“文革”开始前夕，一直交好的哈佛大学担心陈焕镛的境况，两次邀请他赴美并解决他的旅费以及负责一家在美的生活费。但陈焕镛都放弃了。“实际上后来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并非意识不到。若他离开，他或者可以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是他不愿意，他要留下来培养下一代的植物学人。”陈都说。“如果历史重来，我相信他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这是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选择。没办法，他们比谁都爱这个国家，也可以说，他们那代人都有着旧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有时代使命感。”
“他最后悔没教我们英文”
陈焕镛一生多才多艺，尤善英文和拉丁文。陈都记得爸爸经常在家朗诵英文诗，也很喜欢写诗，早年亦有诸多英文诗作见诸香港报纸。他一生所著论文颇多，均是以英文写就，即便是写个条子给秘书办事，他都习惯用英文写。
“他的英文可以说比中文好。”陈国仆说。“但他从不在家里说，他只和说英文的人说。”在最后的时光里，陈焕镛一直和陈都说，最后悔的是没教孩子们学好英文。穷其一生，他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如今中国植物学研究老一辈的科学家，大部分师承于陈焕镛。不过，他没什么时间培养和管自己的孩子。为了让学生们学好拉丁文，他能专门编写一套英文的拉丁文教材，在百忙之中给学生授课。他也能让太太花很多的时间置办一大桌酒菜犒劳从野外考察回来的学生们，唯独没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