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陈日生先生

我与陈日生先生的认识，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1990年底，我在都斛镇人民政府工作，担任镇委宣传干事、文化站站长和《绿波》文艺主编职务。当时，我被召集到县文化局，参加业务知识培训，只见一个身材中等、肩上挂着一个白色挂包的人走了过来，他脸色红润，笑容可掬，很有学者风度，谦逊地跟人握着手，我问文化局陈羡强副局长：“他是谁？”“是诗人陈日生。”哦，知道了，他就是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文章的陈日生，供职在台山县政协。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忙走过去递上名片自我介绍，他随即说：“你的名字我早熟悉，报刊上常见到。《绿波》主编麦博恒原来就是你啊，想不到你这么年青，要不是今天见到，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老头子哩。”他的话，逗得大家都笑起来。他就是这样，待人随和、诚恳、坦率，丝毫没有大作家架子。以后，我在一些会议、培训班和其它活动里经常跟他见面，接触多起来，我乘机向他请教了许多东西，他也送了他所著的几本书集给我，从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他那热情和豪迈，沉稳和淡泊，深沉和冷峻的风格。
人生有许多想不到。2000年5月，我从都斛镇人民政府调到台山市政协秘书科，虽然陈日生已经退休，但他还是经常回来参加一些活动和会议，有时候我还参与陪同。我刚到新单位工作，很多东西都不熟悉，不禁有畏难情绪，这时候，他一直鼓励我笑对困难，勤奋学习，善于进取，并说：“你很有天禀，努力钻研吧，不出两年，你就上手了！”他又认真地对我谈如何写文章来。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每遇到困难，他的话总是在我耳边响起，鼓励我迈步向前。当他看到我那怕是豆腐角的铅字时，总是毫不吝惜地鼓励；当我有一点儿奖励时，总是喜欢告诉他。现在，虽然他移民到了美国，但他那种为人豪爽，心地善良，胸怀坦荡，乐观向上的个性，一直深藏在我心头深处，也常常为这位命运不济的诗人而扼腕叹息。
陈日生是斗山镇六村人，1939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4岁那年，考入端芬中学。他的作文被老师给予高度的评价和他结识二个文学狂热爱好者，使他产生了要走上艰难的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并从此走上了命运坎坷的旅程。那时，他写了一篇记述学校文娱比赛晚会的作文，老师给他了96分，并作为范文在堂上宣读和评讲，还特别富于表情地朗诵了文章的结尾部份，说是神来之笔。与此同时，他结识了谭学良（汶村镇人）、陈启超（斗山镇人）这两个文学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读了一篇介绍苏联漫画家库克磊·尼克斯（三人集体笔名）创作成果的课文，大受鼓舞，并承诺要以此为榜样，决心在文学领域成为中国的库克磊·尼克斯，用自己的笔，终生为祖国和社会主义歌唱。他们因而也获得了“香炉脚”的绰号，意为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1956年，陈日生被保送到云南昆明农校读书，学习农作物栽培技术，谭学良、陈启超一同考入广东新会农校。因为做着一个作家梦，陈日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不着意用心，课余时间不是外出写生，就是泡在图书馆里，拼命阅读文学名著，终日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巨匠为伴。
虽然是这样，但这里却开始了陈日生成为诗人的第一步。1957年，他的第一首诗《红旗》在《边疆青年报》发表。翌年，又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散文《春耕小景》。1959年秋天，陈日生毕业被分配到云南马关县农水局工作，谭学良、陈启超毕业分别被分配到广东南海县平洲农科所和顺德均安农业中学工作。陈日生在一次到该县仁和公社大坝管理区了解生产情况时，回来写了一篇《关于大坝管理区甘蔗榨糖技术改革取得成功的调查报告》，得到县委的赏识，随即被抽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1960年春节到了，他代县委起草了《给全县各族人民的春节慰问信》，并参加春节慰问团，走遍了马关县的各个公社。尽管这样，这里仍然留不住他那颗不羁的心，因为他与谭学良、陈启超曾有过要做中国的库克磊·尼克斯的承诺，同时，他也接受了他们提出回到广东争取在一起共同搞创作的建议，几次打报告要求调动被拒绝。无计可施的他，便以探望父母为由请假，春节过后立即从马关县起程回乡，辗转近10日，赶到南海县平洲农科所，找到了因患急性风湿性心脏病而发高烧昏迷不醒的谭学良。于是，他陪伴着谭学良在卫生院住了7天。谭学良抢救醒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写诗了，先后写出了《大山行吟》、《大沙田放歌》。
1960年5月7日，“香炉脚”相约这一天在顺德均安见面。文学梦想、友谊、激情，伴随着他们漫步于桑基鱼塘之间，珠江帆影，沙田月色，蛙声虫鸣，蕉风桑露，令他们陶醉，难舍难分。他们决心用“6057”为共同笔名，以纪念1960年5月7日这一天，并沿着库克磊·尼克斯的合作之路，互相搀扶和激励，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但现实生活是残酷的，没有为他们提供一条平坦大道，而现实社会对天真烂漫的青年美好梦想也一无所知，调到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单位工作的愿望，无论怎样争取也不能实现，“6057”这个标新立异的笔名，更是不为人所接受。后来，《南方日报》编辑、诗人关振东从三个名字中各抽一字，替他们取了谭日超这个笔名。从此以后，谭日超这个名字便频频在广东诗坛中出现。
美梦不能真，陈日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1960年下半年，他只好带着遗憾的心情，在家乡的大湾学校当上一名小学教师，没有再返回原工作单位的打算，对从马关县农水局几次寄来的催促归队的信函置之不理，结果受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而户口则被迁回他所在的学校。他一边教学，一边创作，从1960年到1963年，陈日生三人以谭日超笔名相继发表了《温暖的春夜》、《大山行吟》、《大沙田放歌》、《地平线》、《山乡》、《中国人的肩膀》等几十首新诗，并多次获奖，陈日生因此当上佛山地区文联委员，他在大湾小学亦成为教学骨干。
命运总是爱捉弄人。1963年初，学校里发生了两名年青女教师受性侵犯事件，陈日生一向爱抱打不平，便提笔向上一级写了检举信，并和几位男教师一同在信上签名，后被人告密。于是，他们受到刁难和排挤，陈日生被调到斗山均和小学，但他拒绝报到，结果，其城镇户口被迁回农村，他也回到了生产队务农。失去教师工作、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农村生活，没有影响陈日生的创作热情，他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两年以后，陈日生被吸收为斗山公社文化站干部，他与谭学良、陈启超也同时被省文化厅推荐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作者代表大会，但在出发之前，陈日生却被一个连句子也写不通的人顶替赴京。对文学有执着追求的他，受此沉重一击，忍不住而潸然落泪，但他要成为作家的梦想丝毫没有减退，相反，他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文革”开始了，陈日生因“立场不坚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进“牛棚”近四个月，最后鉴定为历史清白而放了出来。
1969年，陈日生又回到生产队劳动，被选为大湾大队革委会委员，担任主管会计，直到1988年，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是他生命中极其珍贵的日子。白天到田间劳动，晚上回到大队办公，文学创作时间，是硬挤出来的。
期间，陈日生三人以谭日超笔名相继发表了《秋收颂》、《春日抒情》、《江山如此多娇》、《十月的歌》、《火红的党旗》、《雷锋颂》、《水乡人物剪影》以及《唱不完的颂歌》等较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唱不完的颂歌》曾成为广东曲艺团平喉演员赖天涯的保留节目。1975年，陈日生三人应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邀请，相聚于顺德北滘公社，在诗人罗沙的带领下，历时一个月，与其他人编辑、出版了工农兵诗歌合集《南海的涛声》。1976年，陈日生三人又应邀在中山小榄镇，选编、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诗集《大沙田放歌》。
时光的流逝，阻挡不了“香炉脚”要在一起工作的强烈愿望。1979年，谭学良调入广东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为了争取在一起工作，好实现库克磊·尼克斯的美梦，谭学良便向领导推荐陈日生、陈启超，但遭到了委婉的拒绝。至此，他们的这个美梦彻底破灭……
美梦破灭了，但陈日生还是以写作为乐。1980年1月，陈日生发表了《唱给春天的恋歌》，并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此后，陈日生又发表了大量不同于以往风格的作品，其中包括短诗《对面那户人家》、《笑》、《赞美这颗心》，组诗《爱神的絮语》、《唱给侨乡》、《工地印象》、《写给一位共产党员》、《高速公路》、《攀登者颂》，长诗《农村，今天的歌》、《人和铜像》等等；而在合作作品方面，署名谭日超的长篇小说《爱的复苏》、诗集《望香港》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出版，署名日超的诗集《金翅》于1990年出版（谭学良于1985年1月在深圳病逝）。
命运有时也会向人网开一面。1987年底，陈日生被重新吸收为国家干部，安排在县政协工作，一干就是12年，1999年退休。这12年，他发表了70多首诗，还有一些散文和评论文章，出版了诗集《赞美和怀念》、《远航》。其中较为受人称道的诗有《浓荫》、《12月26日的歌》、《心灵是敏感的候鸟》、《母亲的眼睛》和诗歌评论《乡梦深处有苦涩》等近20篇作品。另外，陈日生曾于1991年至1998年担任江门市作家协会第二、第三届理事会副主席，1995年担任台山市文联第七届常委会副主席。他还撰写了不少台山史料，编辑出版《台山文史》第13至第23辑，共11册100万字，并成为《江门五邑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陈日生退休之后，仍然保留台山市文联常委及台山市评论协会会长职务，还与黄仲楫、陈村桥共同编撰了《香港台山商会志》约14万字，担任民间社团台山颍川科技信息研究会秘书长和《颍川月刊》副总编辑。
啊，诗人陈日生，我读懂了你！虽然你命运不济，但历尽艰辛、贫贱不移讴歌志是你的本质！坚定乐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日俱深是你的品格！
由于陈日生的突出贡献，1996年，中共江门市委、江门市人民政府授予他江门市优秀文艺家称号，1997年，中共台山市委、台山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台山市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陈日生的一些个人资料已收录到《广东省作家传略》、《中国文艺家传集》第二卷、《诗歌辞典》、《中国诗家诗话辞典》和《江门五邑百科全书》。(台山市政协联络科麦博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