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华春副会长2月3日早上7点05分乘鹤西去了。我们陈凤台历史研究会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凤台文化”研究资深者。深表惋惜和痛心！希望他一路走好！)
父 亲 的 责 任 与 儿 女 的 孝 心
“父者，子之天也。”这句古话讲出了作为父亲对养育儿女的重要责任。我是在父亲为我撑起的那片小空间成长的。我是围背村人，父亲温杨伙 ,出生于1921年，兄弟3人排行第二，家中仅有几亩贫脊之地，只上过两年私塾，由于家穷而特别认真学习，虽识字不多，但练得一手工整的正楷字，村中凡遇红白之事或过年，都有不少人来请他帮忙书写对联。他也会用一些警句教育子女，如“寡不与众敌”，要同大多数人和睦相处，“应使莫当悭”该用的钱财不要吝惜。该节省的时候，又特别节省，每到过年前夕，都会想方设法为家人买件新衣服。我父亲就先把布料买回家，为每个家庭成员量身裁衣，甚至利用晚上或春节放假时间一针一线地缝衣服，为的是留下那些碎布片，日后用来补旧衣服，也省下了请人车衣服的工钱。我母亲因幼年曾患重病并祸及终身，虽贤而不聪慧，勤劳却欠体力，所以我父亲在家中既主外还兼主内。他因为读书太少，一年到头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一辈子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养家糊口。除了耕田和斩柴卖木之外也粗通泥水与木匠（善于做圆匠，如水桶锅盖等），相信“凡人百艺好藏身”，但在那个年代只能集体生产，不准个体劳动，难有用艺机会。从我七八岁开始，他就经常带我跟着去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也跟着挑柴去石坎卖，开始的时候最多只准我挑20斤，随着年纪增长而逐年加重，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咛，我们靠山吃山，但小孩千万不要挑得太重，年轻时就被累坏了身体会受害一辈子。他在我上小学时曾对我讲过：“我耕田种地几十年，已辛苦惯了，希望你能多读书，长大后不用跟我那样辛苦。
我出生于1948年，出生后第二年祖国解放，接着按人口平均分到了田地，生活好了几年。1958年全国“大跃进”“公社化”接着就是全国性“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乡村的小学办到四年级就只剩十多个学生，在临近开学时，上级决定要我们到沙河中心小学重新考一次升级试，结果只录取我一个人插入该校五年级就读，其他的同学回原校留级。我父亲既喜又忧，喜的是我能到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小学读书，忧的是离家 10公里，要在沙河墟租房住宿，自煮三餐。我也怕离开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只身去一个陌生环境生活，也不想到外地读书。父亲鼓励我说：“人到地头熟，碰到什么事都有老师管，有什么可怕的？。”父亲提前通过老师联系到有其他乡村来租房的学生共同租住，每个床位每月一元钱，还为我挑去床板，木柴，买了一只瓦煲等。当时家中5口人，平均每人每天半市斤大米（1斤分为16两）。为了鼓励我读书，父亲决定在家的4口人，每人每天省半两米给我，那我就有10两（312.5克）米一天，加些番薯蔬菜等（一年到头都吃不到几次肉也无油炒菜），勉强度日。平时父亲利用生产队派人到镇里挑化肥等机会。从家里出发时，别人空手走路，他就顺便挑上100斤左右的木柴（每百斤1元2角左右）,一半留给我用，一半卖几角钱给我买青菜。
我在沙河中心小学读完五，六年级之后，顺利地考上沙河中学，那个年代沙河新州禾云鱼坝，这么大的地方初中一年级才招一个班，能考得上算是幸运。父亲在这时又遇到更大的喜与忧，喜的是我能考上中学，忧的是开学时要6元学费和4元的书费杂费。在当时我家因劳动力少(每人每天的劳动价值大约4角--5角钱)，还欠下生产队几百元的口粮钱（称为超支户），但父亲更看到我有些读书的天份，便向亲友借来100斤稻谷卖得9元钱，凑足学杂费，让我按时上学。上中学后，集中住校，统一蒸饭，由学校统一发给大米指标（每人每月28斤）。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家庭更加困难。那时候挑柴卖也随时被戴上“两顶帽子”（一是走资本主义；二是破坏山林）。父亲为了我读中学只能躲躲闪闪地挑柴卖，挑柴卖时要在天亮之前走出本乡村，不让本乡人看见，过关之后直接挑到学校的厨房，卖给学校，由总务换成饭菜票交给我。父亲除自己挑柴卖之外，也用生产队收工后的空隙，去附近山里斩些杂柴（松荷杉之外）晒干，让我在星期天早上挑去石坎瓷厂卖，下午才回学校。在我读中学的那几年，全村的人对我也很关照，允许我到山上挑一些属于集体的干柴去卖。高中阶段遇着“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复课后转到龙颈中学。就这样在父亲硬撑的小天空下读完了高中，然后又很幸运地被招工到韶关铁路电务段工作。我跳出了“农门”，也实现了父亲做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