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　是有关广东新会陈氏一门三史家的传记性文字。陈垣、陈乐素、陈智超三代皆为我国著名史学家。该书分别叙述了三位人物的经历、交往、学术贡献与家庭生活，对深入了解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的大部分图片均为作者私藏，少为世人所见，弥足珍贵。
　　陈垣与北京图书馆
　　要谈祖父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梁启超和我祖父是新会小同乡，两人家乡的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年龄相差7岁。两人都曾两度担任京师图书馆的馆长或主持北图的工作。祖父担任馆长和主持北图工作的时间是1922年的1月至6月，1928年的8月至1929年2月。每任都是半年。
　　祖父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并不是从1922年初他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时开始的，而是在此前七年的1915年。1913年他因当选众议员到北京定居，两年之后的1915年，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藏北京的京师图书馆方家胡同新址。祖父在少年时代就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在有机会能阅读过去只见提要的这部大丛书，真是梦想成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研读《四库全书》的过程。
　　祖父阅读《四库全书》很有特点：第一，阅读与调查研究并重。在阅读《四库全书》的同时，他广泛收集材料，包括《四库全书》中的乾隆御制诗集、文集，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四库全书》编纂的经过。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他还费大力气编了《四库全书》的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第二是他的坚持性。他初到北京时租住在北京城西南角的象来街，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京师图书馆所在的方家胡同在城的东北角，而现在北京市中心的故宫附近一大片范围当时还是皇城禁地，禁止老百姓通行，因此祖父从住处到京师图书馆要绕很长的路。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速度很慢的骡车。祖父为了看《四库全书》，早出晚归，要在开馆时赶到，闭馆时才回，每次要带干粮作午餐，如此坚持十年。这里还要澄清两个事实。有人说祖父在10年中天天到馆阅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还有许多公私事务。有人说他在10年中把　《四库全书》全都读完，这也太夸大了。即使10年间的全部时间都读　《四库全书》，也不可能读完，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在外面已有刻本。祖父只是重点阅读那些与他研究的问题有关而外间没有刻本的书。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计划从庚子赔款里面拿出一部分用来影印《四库全书》。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必须先知道全书共有多少页，才能决定如果要印若干部，要用多少纸张，用多少人力、物力。这个调查必须准确无误。由谁来主持这个工作呢？大家一致认为陈垣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这之前对《四库全书》做过深入的研究。
　　祖父接手这项工作以后，找了6名助手，连同自己组成了一个7人的工作班子。助手中的王若璧，字冷斋，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建国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准确地完成这次调查工作，祖父事先制订了周密的检查简章：“以一人总其成，并编造检查底簿，一人任书算，四人任检查，一人任传递。”检查的四人，两人一组，分别检查单架和双架，然后互换复校。“总其成者”自然是祖父自己。他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事先要准备好检查底簿，将第二天要检查的书架的书名、卷数、册数写好，以便检查人员将页数填入。每天检查完毕，回家还要核实总数。这工作自1920年五月开始，至八月完成，整整作了3个月。后来时局变化，《四库全书》影印未能实现，但祖父根据这次检查文津阁　《四库全书》的结果，编纂成《四库全书考异》一书，对了解和研究《四库全书》　很有帮助。举两个普通的例子。如果要问文津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