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凤台墓前树立的四支华表中，陈伯陶名列第一。
    陈伯陶（1855～1930），字象华，号子砺，晚年更名永焘，号九龙真逸。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人。清光绪五年（1879），陈伯陶参加广东省试，一举夺魁，高中解元。清光绪十八年（1892），陈伯陶年 37 岁，赴京应试，钦点探花，官拜翰林院编修。


    陈伯陶钦点探花的时候，正是陈家祠如火如荼兴建的同时，一些相信风水的人，认为陈家祠的风水好，才会出了一位探花。于是，决定特制一对石鼓，安置在正门左右。这对石鼓连同基座高达 2.55 米，石鼓直径 1.4米，两侧鼓面平滑如镜，没有雕刻，以显示出鼓面状。鼓侧缘边雕饰鼓钉，兽面及蝙蝠纹。石鼓基座刻有日神、月神、八仙过海、红棉雀聚、多子多福等高浮雕图案。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宗族必须有人获取功名和官职，宗祠才能安置石鼓，石鼓越大，表明功名越高，官位愈大。陈家祠这对石鼓，比一般宗祠都大了许多。由此可见当时当事人对陈伯陶高中探花，是十分重视的。陈伯陶的官虽没有陈兰彬大，但因他是钦点殿试第二名，故在华表排名在陈兰彬之前。若从在陈家祠的影响力，也比陈兰彬大。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说起来也有陈伯陶的功劳。当年英国提出扩大租借地时，陈伯陶因熟悉当地历史和地理，参加与李鸿章一起与英国谈判。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二十一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与李鸿章分别代表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一《专条》与以往不平等条约不同，不是割地，而是租地，其范围包括沙头角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地区，即后来称为“新界”的地方。租期九十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八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同年三月九日，英国正式接管新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英两国对归还香港进行谈判，就是根据这些条约是租借形式，租期为九十九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把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交还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陈伯陶对香港的回归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陈伯陶曾任国史馆协修，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陈伯陶任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长等等。辛亥革命后，他避居香港九龙，潜心著述。1930 年 8 月逝于香港，终年 75 岁。著有《孝经说》、《东江考》、《老子约》、《罗浮指南》，编有《袁督师遗稿》，是研究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重要资料。此外，还辑有《胜朝粤东遗民录》、《明东莞三忠传》等，从这些遗作中可见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在倡建陈家祠的绅耆中，他名列第 12 位，排在陈兰彬的前面。事实上他对建造陈家祠的影响确比陈兰彬大，上文提到的大门石鼓，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他与陈兰彬二人，是广东清末数一数二的绅耆，有他俩参与，征地问题才得以顺利解决。陈家祠的征地，实际不止兴建陈家祠的用地，还征购了许多亩地，做为宗祠丞尝的开支。征用这么多土地，如果没有头面人物的绅耆出面，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有些研究者从排名录中推论，认为在建设陈家祠的过程中，绅耆与陈家祠最早倡建人，是存在一些矛盾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名列第 17 位的陈桂士，据《新会潮连乡志》的记述，他就是陈瑞南。陈瑞南是陈家祠的倡建者，主持筹建陈家祠的是陈照南，他俩都是陈凤台的后裔，最初是想建陈凤台祖祠，后来由于资金困难，改为“合族祠”。但清朝是不准建“合族祠”的，遂改名为陈氏书院。绅耆认为既改为建造书院，则应按照书院的设计去建造，而倡建者则认为书院是挂名，是不得已而为，还应以祠堂的设计去办。倡建者掌实权，结果书院只是挂名，实际一切仍按照祠堂的功能去建造。建了神龛和放置神主牌等等，与一般祠堂无异，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