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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我父亲陈乐素26岁，到上海后开始研究历史。最近我发现了多篇他当时发表于《日本研究》上的文章，应该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他对中日关系史、日本古代史研究的贡献。”
今年已78岁高龄的陈乐素长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前日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宋史名家，陈乐素对日本史研究的贡献，学界应该重新评价。
据其介绍，陈乐素当年的文章《光绪八年朝鲜李（大院君）案与朝日订约史稿》，是关于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文章，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当时给予这篇文章非常高的评价，并为之作序。
12月10日-11日，近百名史学界专家齐聚暨南大学，纪念著名宋史学家陈乐素先生诞辰110周年。期间，陈智超先生向南方日报记者娓娓道来，回忆其父亲的学术思想和人生经历，剖析其家学传承。
陈乐素，广东新会人，宋史研究专家，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的长子。陈垣于上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齐名，后来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被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是“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加上在宋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的陈智超，陈氏一门三代史学家成为学界美谈。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见习记者 陈超 李梦瑶 策划统筹：郎国华 金强
陈智超：
年逾古稀
立志辑补
《旧五代史》
■人物名片
1957年，远在云南的陈智超在征得单位领导同意后报考大学，最终被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回到北京时，一向不善流露情感的父亲陈乐素表现出欣慰之情，因为陈家的第三代终于有人从事史学，并且是科班出身。
陈智超，1934年4月出生于上海，1岁时随父亲陈乐素东渡日本，3岁时第一次见到祖父陈垣。1952年，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参加国防公路修建，一直延续到1957年。
大学毕业前夕，中科院历史所一位领导找到陈智超，建议其报考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自1954年起，陈乐素先生一直忙于全国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他的宋史研究专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中科院历史所希望陈智超能一边跟随学习，一边协助其发挥其宋史专长。于是，陈智超经过严格考试，成为陈乐素这一时期的第一位研究生。
“文革”过后，陈智超全身投入学术研究中，著书立说，尤长于宋至明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等方面，代表作为《解开<宋会要>之谜》。在年近古稀之年，他又着手编纂《陈垣全集》，历经七载，终于付梓，全书1000万字，有一半左右是陈垣先生生前没有发表或集结的著作。
今年，陈智超已经78岁高龄，仍然每天工作7个小时，辑补《旧五代史》，诚如他自己所说：“我要做出一个比辑本《旧五代史》更接近原本《旧五代史》的版本，目标是将来取代现在通行的版本。”
两次东渡
经济学学生研究中日关系史
1918年，16岁的陈乐素与14岁的二弟，被陈垣送到日本留学，当时，未来的史学家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在去日本之前，陈垣给陈乐素的嘱咐是：要多听学术讲座，多去图书馆搜集和中国有关的史料。陈乐素在日期间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在父亲交代的事情上。
“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份父亲在东京帝国图书馆为祖父抄写的材料，是有关教会史的，封面上有祖父的题字：‘一九一八年六月博儿抄于东京帝国图书馆’，背后还有批语，说明这些材料的用处。”
南方日报：1930年1月，只有28岁的陈乐素先生从一个读经济学的学生到转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古代关系史，与陈垣先生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
陈智超：我父亲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确受到祖父的影响，可以说是潜移默化。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不少日本学者，他发现在研究中国、东亚的学者中，有一些是纯正的学者，他们忠实于历史，但也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着研究中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调查。我父亲觉得对此应该有警惕性。有鉴于此，他觉得有必要客观地介绍几千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同时，日本本国的古代史很大一部分是神话化的，把日本天皇的起源推演很早，不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学者知道这种事实，但是不敢说。而我父亲认为，日本与朝鲜的史籍，特别是中国的史籍，对于日本古代史是有记载的，可以据此复原部分被淹没的日本古代史。
我父亲因此开始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1930年，他与陈彬和合办了一份叫《日本研究》的杂志，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有关古代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论文。他的文章考证了有确实记载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始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光武帝时。
南方日报：您怎样看待陈乐素先生这一段时期的研究？
陈智超：我觉得大家对他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与日本古代史这一段还没有充分认识，应该要重新加以评价。前几天我又发现了一批他在《日本研究》杂志时期的文章。上次编《陈乐素史学文存》，我收入了当时收集到的几篇，但这次又发现许多。他原本是准备将中日关系史写到甲午战争的，但是“九一八”事变打乱了他的计划，之后他便转向研究宋史了。
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新材料，1931年到1932年度，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设立了好多专门的研究室，我查到，当时一共给13个专家设立了研究室，因为“九·.一八”事变，有四五个专家专门研究东北问题，有的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有的从历史问题进行研究，这几位专家中，便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洪美英女士。
南方日报：1935年，陈乐素先生受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到日本考察，这段时期他的中日问题研究有什么新的学术成果？
陈智超：1935年，我父亲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奉命去日本考察，主要是关注中国典籍在日流传情况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状况。这是他留学后第二次东渡日本，带着我和姐姐，在日本停留了一年多。他回国以后，肯定要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的考察情况的，但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找到当时的考察报告，引以为憾，如果有一天能找到这一份报告，相信是对他日本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史家责任
“九·一八”事变促其转治宋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靖康耻”的文化记忆再次刺痛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北平的陈乐素，读着报纸，潸然泪下。“作为史学家，他感到自己应该担起一份责任，遂下决心转向宋史研究。”陈智超说。随后，陈乐素发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三篇重要文章，奠定了他成为现代宋史研究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的地位。
南方日报：陈乐素先生选择治宋史的直接原因是“九·一八”事变，为什么选择的是宋史呢？
陈智超：《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是他选择宋史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宋徽宗是政治上的昏君，宋朝是历史上外族入侵最厉害的朝代。当然，当时的民族战争跟日本侵略中国不一样，但在历史语境中，仍然有正义、非正义之分，治史可以明鉴。
我父亲在《徐梦莘考》中，有这样一段话：“靖康之耻不仅仅是宋朝人不能遗忘的，也是汉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徐梦莘刚刚4岁的时候就身逢其难，母亲把他背着到南方去，徐梦莘才捡了一条命。长大之后他就知道家难是由国难而来的，有了这样一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就要研究这段历史”。我认为，这段话也是我父亲的亲身体会，他为什么要研究这段历史？就是因为“九·一八”的国难激发他要在宋金关系中寻找历史教训。
南方日报：陈乐素先生转入宋史研究领域即大放异彩，是否与陈垣先生的指导有关系？
陈智超：我父亲是在北平完成和发表他的三篇重要宋史研究文章的，即《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第一篇发表在1933年12月辅仁大学《辅仁学志》的4卷1期上。从这以后父亲接连围绕宋金关系的问题，写了《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先后发表在1934年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1935年、1936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都是当时的顶级学术刊物。原来中国宋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这3篇文章在当时的宋史学界相当突出。
我祖父有没有直接指导过父亲这3篇文章的写作，虽然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找到确证，但我认为，他应该得到指导、支持，这样的说法不会太背离实际情况。
南方日报：陈乐素先生从事宋史研究长达57年之久，从事教育工作时间也很长，在培育宋史研究人才方面，有哪些成绩最为重要？
陈智超：1942年，现代宋史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张荫麟病逝，陈寅恪先生推荐我父亲到浙江大学任教，接替张荫麟，长达12年之久，在这时期内，他招收了好几批研究生，前辈宋史学者徐规、宋晞、程光裕等都在其中，为浙大宋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4年，陈乐素先生到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继续招收宋史研究生。1978年，在杭州大学复职后，他已经76岁了，但还继续带研究生，直至1986年，他培育研究生的时间已经长达43年之久。
家学传承
开明启发“熏”出三代史学家
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著名史学家，历来为学界美谈，陈智超先生却说，祖父辈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纯粹依赖开明家风鼓励和长辈的隐性启发。
“祖父有11个子女，只有我父亲研究历史，到我这一辈，兄弟姐妹更多，只有我学历史。”在陈智超先生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他，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小孩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
南方日报：您一家三代都是历史学家，与家庭教育或生于当时开风气之先的岭南有没有关系？
陈智超：应该说跟我们家在岭南这样一个“南风窗”有一定的关系。陈家祖上是做药材生意的，新会的陈皮很有名，我的高祖父以此起家，创办了药材店“陈信义”。
祖父是家族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在商人家庭里，出了祖父这样爱读书的孩子，全家长辈都抱着很大期望，要他取得功名，光宗耀祖。但是祖父读书从不限于应试的《四书》、《五经》，看了很多史书。
祖父少年时期买书，长辈都不支持，只有曾祖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他买书、读书。光是买一部《二十四史》，就花了曾祖父一百两银子，而他当时买书的钱加起来应该有上千两银子。
南方日报：陈垣对陈乐素是怎样培养的？
陈智超：祖父是个教育家，担任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达46年之久，有一整套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对我父亲，他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祖父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那种环境氛围里培养。
南方日报：您走向历史研究的道路也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吗？
陈智超：其实从我祖父到我父亲，从我父亲到我，整个教育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
所谓开明就是没有强迫你要走什么路。我1950年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而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云南修国防公路，父亲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去考大学。
不过，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这里有个小故事：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出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南方日报：责任怎么理解呢？
陈智超：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责任；长子，就有长子的责任。中国史学家，就有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子女里父亲对我最严格，经常提醒我要尽长子的责任，但也有“优待”，有些活动父亲会带我去，胡适我见过，傅斯年我也见过，陈寅恪就见得更多了。香港沦陷之后，条件很艰苦，父亲曾扮作难民给陈寅恪先生送过大米。后来陈寅恪先生的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曾追忆：“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这个孩子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