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秦汉以来，人口南迁的事史不绝书。到雨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南迁势头。北宋神宗以前，南迁人口的数字已相当可观。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载，广州的户数，太宗太平兴国年（辖八县）主户为一六○五九户（客...
秦汉以来，人口南迁的事史不绝书。到雨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南迁势头。北宋神宗以前，南迁人口的数字已相当可观。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载，广州的户数，太宗太平兴国年（辖八县）主户为一六○五九户（客户未有数），神宗元丰年（辖七县）主户为六四七九六户，客户为七八四六五户，一百年间光主户一项就增加四八七三七户，增长百分之三百强。这些增加数固然含有原居户的净增，但从事理分析，无疑应以外地迁入的为主1。
人口南迁的路线，自唐张九龄开凿新通道以后，大庾岭.浈水线已逐渐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武水线而成为入粤的主要通衢。仁宗时曲江县人余靖《望京楼记》云，『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 水最便』；《 水馆记》又云，『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但各地官民入粤的第一站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县）地狭田少，容纳不下陡然增添的庞大人口，于是人们随即或稍后陆续南迁到珠江三角洲诸县落籍。嘉靖（黄）《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云，『（大庾）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干隆《南雄府志.珠玑巷》云，『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至于明清纂修的广州府各家族谱，记其先祖宋代辗转来自珠玑（或叫『朱紫』、『朱杞』）巷的，更比比皆是。
入粤主线从湘桂走廊东移，反映了南迁户在籍贯上的改变：唐以前经由粤西，以中原人居多；宋以后渡大庾岭，江南士民的比重增大了。这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延伸——补充一大批有水田耕作技术的迁民，对珠江三角洲的垦辟是更焉有利的。
南迁的趋势，北宋末以后发展得更快，在南宋初和南宋末出现两次高潮。 金兵攻破汴京之后，跟随隆佑皇太后出走赣南而又去不了临安的军民逾岭暂止于保昌，进而南下。这个开始于高宗建炎年的进程大约持续到孝宗淳熙度宗咸淳年以后，元军据江淮，步步南进，直到宋亡。这时入粤的迁民有两途：
其一，士民分批经由南雄南迁，最突出的是保昌珠玑村贡生罗贵等集体迁徙的一次2。为躲避官兵的侵扰，罗贵会同邻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一起赴县、州申请路引结伴作筏南渡，到新会、香山诸县，成为当地的编民。当然，其时这种方式的南渡者是多批的。
其二，二王行朝残部从海路迁入。临安陷落后，张世杰等先后拥立赵是、赵昺为帝，率领数以十万计的江淮士兵及官民从福州转入广东沿海，最后藏匿于东莞、香山、新会、番禺诸县。
南宋时，南迁人口的增加使广州的户数更超过北宋；孝宗淳熙年已达一八五七一三户（主户八二○九、客户一○三六二三），较之神宗元丰年多了四二四五二户3。至于淳熙以后九十年的增加数，从上述两项看肯定是不少的。
近人黄慈博搜集了家谱四十多种，在其所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中，列出两宋经由保昌南迁广州诸县的『姓』（族）一六七个（实际上远不止此数》。这些所谓姓，其实是具有血缘关系或主仆关系、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罗贵初到新会蓢底（良溪）村时所报家口即有十四名，而同批南渡、入籍香山黄旗阁等地的麦氏，『有五弟一妹及同族二百人』，平均每户四十人以上4。加上还有一些迁民长期『挂籍于人，借户输税』，那么两宋三百年间中原及江南地区为开发珠江三角洲所提供的实际劳动力就比史志所列户数以及通常以每户四－五人为度的计算还要多一些5。
珠江三角洲的面积。古代远不及近代。南汉以前，本区虽经历代开发，但居民点和耕地仍然只集中在一些背山面水的丘陵和因河流泛滥而淤高的老沙地，东南海边的岛丘和新生沙坦多未垦殖，西北部的河网低洼地也未得到利用。到宋代，一方面西北江改道加快了河口的冲积，海岸不断向外推移，可耕地有了较大的扩展；另一方面宋王朝出于扩大税源的需要，采取重视农耕的多项积极措施，造成了本区得以进一步开发的有利条件，而大量的南迁人口又使这一点变为现实。于是珠江三角洲就步人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陆续来自各地的劳动者，在改造当地生产环境上主要作出两个方面的贡献。
一、沙坦的垦耕
南宋的迁户很多落籍于沿海一带。罗贵等人递交保昌县的《告案迁徙词》就说到，『南方瘴烟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到新会入户之后，罗任蓢底村新图一甲裹长。不久，罗家『新收山塘田地共二十一亩二分二厘一毫。』6。这就是迁民开荒（尽管不全是沙坦）的真实纪录。按各家族谱，这类生产活动在濒海区十分常见。
东莞县——南部海边于北宋末筑成一条咸潮堤，长四一三○丈，护田一一二二八顷，是个较大的耕作区7。该县迁户十三姓，其中茶山一地，『背山临水，周围百裹皆浅泽……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后来就变成一个农商兴旺的『巨镇』8。番禺县——东南部成沙最多。迁户十四姓，其中沙湾李氏两代落籍『居族最巨，灯火万余家』9。顺德县（未建县，指后来的县境而言）——南部也不断淤积。迁户十九姓，其中桂洲一地，宋初已有迁民筑起一条捍海的扶宁堤，其后又有陈氏到此开耕。新会县——迁户二十五姓，不少在会城以南开垦。隐居于三江的赵氏宗亲，嫁女时一次『拨去奁田二十四顷』10。香山县——迁户五十五姓：小榄 十四姓，建成小榄小围；曹、古二氏始迁曹步和古镇，垦开荒坦，有人在附近建有四沙小围；王、麦二氏在黄旗阁闪丘造田，由麦氏『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石基长八至十，名黄阁堤11；连还在海中的三灶山，也筑起黄字上下两围。
经过长期垦辟，各县成陆不久的海边沙坦多已成为耕地，沿海的岛屿也有所改观。例如香山岛，神宗时有『侨佃户』五八三○人，广东路转运判官徐九思请求立县，后只置镇，至高宗时升为香山县11，足证在这期间岛上变化之大。再如新会县，《元丰九域志》列为下县，到南宋时则超过了同书列为中县的清远县。《永乐大典.广州府》引《广州新图经》云：『（新会）海有膏田沃壤，仓凛舟揖多取给』。这一带的垦耕成果以及农业经济状况的改善，于此可见一斑。
二、堤围的兴筑
珠江三角洲较具规模的堤围始筑于宋代，成堤二十八条，共长六六○二四丈，护田二四三二二顷。除上文提到的沿海堤岸外，全部集中于西北江下游和东莞石龙以上。其中在南海县境的有三个围：南庄罗格围，是闭口围，长六○五○丈，护田四百顷；西樵山两侧的桑园围东西基，是开口围，长一四七○○丈，护田一五○○顷；桂华乡（今佛山）存院围，是开口围，长二三三四丈，护田四十顷。另有东莞的东江堤，长一二八六○丈，护田九八○○顷12。 宋代修筑开口围是个因地制宜之法。虽然本区堤围高度只有三至五尺（当时足以防水患》，工程是简陋的，但它毕竟开创了珠江三角洲兴办水利的新阶段。而这一成就离不开劳力、资金和技术力量诸因素，因而为数甚巨而又富有治水经验的迁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南海县罗格围的兴筑，定居不久的冼氏便出了大力。宣统二年《岭南冼氏宗谱》云：『是时（指宋代）沿水而居，几同泽国。我族闾堂公与同裹通判区公合力提倡，兴筑基堤，袤长十余裹。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至今赖之。』
堤围的兴筑有利于固定河床、防洪保收，从而加速了三角洲腹地的开发。以南海县为例：该县迁户三十四姓，其中朱氏、关氏、陈氏所迁的九江，程氏、冼氏昕迁的大同，梁氏、区氏、冼氏所迁的西樵，孔氏、冼氏所迁的罗格，梁氏、姚氏、庞氏、陈氏所迁的桂华13。都是筑成堤围不久的低洼地，尚有不少荒地可开；而这些在动乱中整族迁徙的士民，其一部或大部必须从事耕作才能过活。《岭南冼氏宗谱》载，落籍大塱的冼有识兄弟四人『相居此地，披荆斩棘，用启山林……有识公兄弟实为开村之祖』；《九江儒林乡志》云：『（本乡》自宋代度宗朝始渐有田庐』。据此，宋时耕地的增辟是不言而喻的。
宋代，广大迁民和原居劳动者以兴办水利和扩展耕地为基本内容的垦辟，给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最直接的一点是提高了粮食产量。
本区自古虽有『饭稻羹鱼』之说，但粮食并不丰裕。唐懿宗时，广管军队缺粮，得仰给于赣、闽。宋代，情况扭转了，稳产稳收使粮食有了裕余：其一，广州置仓备粮。真宗时置平抑谷价的『常平仓』，仁宗时置救济城内贫病者的『广惠仓』，宁宗时置抚恤士大夫的『惠济仓』，其中常平仓按规定的人户比例，积谷当达十万余石。其二，粮食输出。广州有个专业的米市，据《宋史》载，高宗、孝宗、宁宗诸帝都曾明令粜『广米』输行在；邻近诸路遇荒年，屡次靠『广米』赈济；『广米』价廉，民间商贾常年也贩运闽浙，甚至远销占城，以至后来元世祖『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蕃出粜』15。
作者：何维鼎 来源：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
